正如黄志祥和黄志达兄弟俩从小就受父亲黄廷芳的熏陶，在商海历练一样，他们现在已经将家族企业第三代成员推到了台前。图为黄志祥(左)及其子在信和集团的股东会上。
骁勇善战的第一代创始人兼父亲去世后两年间，黄氏兄弟改变现状、开拓新路，也积极扶第三代成员上位，但这个新加坡首富家族面临的局面也更严峻
新加坡每六间私人住宅中，就有一间是远东机构兴建的。这家东南亚最大的私人房地产开发商，催生出一个首富家族。在2012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执掌远东机构的黄志达和哥哥黄志祥为新加坡首富，其资产高达92亿美元(约580亿元人民币)。
远东机构是祖籍中国福建的黄廷芳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一手缔造的，他还创办了如今香港主要地产商之一的信和集团。从2007年至今，黄氏家族蝉联新加坡首富。黄廷芳于2010年去世后，家族企业由两个儿子即现在的黄氏兄弟执掌。
黄廷芳生前极为低调，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也不希望企业上市。外界对这一总资产高达450亿美元(逾2800亿元人民币)的企业掌门人的风格始终感到好奇。
他去世后，黄志达与黄志祥尽管遵从父嘱，低调而谨慎，但因旗下有资产登陆资本市场，这一首富家族的更多信息才为外界所知。这对兄弟两年间拓宽了远东机构的经营方向，并且与中国的联系也更加紧密。 告别“沉闷感”
跟父亲黄廷芳时代相比，黄氏兄弟执掌远东机构后，多元化的趋势更为明显。
远东机构执行董事谢文华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邮件采访时称，远东机构业务涉及住宅、酒店、零售、商业、工业以及食品与饮料行业等，“通过多元化的策略，来缓冲其在任何一个行业中受到的冲击。”
“2012年，我们重点向包括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缅甸、印尼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地区推广‘新加坡精神的酒店’。”谢文华说。
两年前，即黄廷芳刚去世不久，远东机构提出一个新理念——整体性的生活环境。为客户提供“一揽子”的选择，包括soho家居、时尚公寓、复式阁楼以及联排别墅等。
这种整体性的生活格局使得一个家庭即使面对各种情况也能够保证处于一个住宅环境中。这些家庭需要面临的情况包括：“升级”，随着家庭成员的增加，需增大住所环境;“降级”，考虑孩子长大后搬离的影响;以及“扩张”，有的孩子考虑与父母保持近距离的联系。
相比而言，黄廷芳早期建房都比较简单、朴实，“无论从外形还是内部设计都给人以沉闷感。而且黄廷芳比较喜欢传统庭院。”熟悉远东机构的一位人士称。
而黄志达受过美国教育，他接手远东机构后，非常注重房屋设计感，连着拿了几个房屋设计奖。
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中期，黄廷芳就逐渐给儿子们更多的决策权，开始了交班大计，长子黄志祥掌管香港房地产公司信和置业，小儿子黄志达留在新加坡协助他处理远东机构的业务。
黄家是个传统的华人家庭，子承父业看起来理所应当。“我的家庭父母很传统，从小就调教我们如何接管家族生意，”黄志达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称，“因此我没有想过自己会有其他选择。”
黄廷芳曾经的私人秘书陈宝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黄廷芳生前工作非常勤奋，经常一天工作12到18小时，他的这种风格也遍布家族企业中。“他要求员工尽心尽力做事，他最常说的就是能者多劳。”
黄廷芳从小就培养儿子们的商业嗅觉与决策力。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后不久，首次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活动在深圳举行，国有土地正式开始走向市场时，黄廷芳和黄志祥时常出现在交易现场。
他们更是出现在信和置业大本营——香港的土地拍卖会上。黄廷芳因曾多次以高价投得土地，在香港地产界有“超级大好友”之称。
一次他带黄志祥参加拍卖会，由于有大批房地产商出席，两人只能在最后面站着，参与一个多小时的竞拍。
黄廷芳对儿子们有时“愚蠢”的想法或行为常大动肝火。黄志达记得父亲常对他说“即使你听了会伤心，我还是要提醒你，因为只有我才会这么做。你现在所处的位置高高在上，除了我，大家只会对你说奉承话”。
黄志达曾买过一辆豪华跑车。当他开回家时，被父亲狠狠训了一顿。“黄父说自家是本分生意人，不出花花公子;儿子不得不把车退掉了。”一名熟悉黄氏家族的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称。 “有人可能会绑架我”
低调是黄廷芳生前身上最大的标签。1928年，黄廷芳出生于福建莆田。6岁随其父到新加坡，开了一家酱油厂和杂货店，专门售卖干货、腌制品和莆田特产。
黄廷芳二十多岁时决定出来创业。第一项生意是开杂货店，但他失败了。根据《新加坡的领袖》一书记载，“贫穷跟随着这次失败而来”。
随后，黄廷芳重返酱油加工行业，积累了一点本钱后，改行进入房地产业。他的第一个项目，是在新加坡华登岭建了72间排屋和半独立洋房。
上世纪六十年代，房地产惨淡，不少开发商破产，房地产当时被称作“房地惨”。房子卖不出，就像是一只脚踏进泥潭，再走一步就会整个人陷进泥巴里。
当时，华登岭一带每逢下雨就会淹水，那里的屋子很难卖。黄看准时机以低价买下地皮建房。再以每栋10万新元的价格出售。当时以这个价格出售洋房，很具吸引力。由此，他赚到第一桶金。
坊间的一个说法是，黄此前当过的士司机，他动员了500名的士司机合资，才买下那块地。
黄廷芳了解物以稀为贵的道理。他曾说，“如果你要在房地产业发展，你是不可能在所有地区都投资的。只要你打开地图，到一个你看不到面积，可是却看得到名字的国家，就是最好的投资地点。”他指的就是土地稀缺的新加坡。
在外人看来，黄迷恋土地。他经常在半夜拿着手电筒，独自一人，在买到的地皮上散步。“既然土地有一半时间是在黑夜度过，必须不分昼夜到那里探索它们的发展潜能。”他也经常花上数小时，细心研究建筑图案和亲自到场地监督工程。
上世纪七十年代，黄廷芳遭遇了其第一次危机。新加坡政府采取一连串的行动，以抑制当时已经过热的房地产市场，市场由此陷入低迷。
黄廷芳受到影响。他转战香港，在那创办了信和集团，继续地产生意。在香港的经营思路几乎与在新加坡如出一辙，他看上那些具有发展潜力却无人问津的荒地，大片买入，获利颇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香港因未来前途问题导致经济低迷，令信和集团大受影响，亏损超过10亿港元，几乎到破产的边缘。
在房地产业最为凄惨时，黄廷芳曾和另一产业大亨召开记者招待会。他们指责媒体“搞垮”了地产市场。结果，现场媒体强烈抗议，称房地产价格是因供需变化而起伏。黄最后不得不整晚一桌一桌地向在场记者道歉。
当黄廷芳刚喘过一口气，便继续在香港购买地皮。1997年香港回归时，黄是唯一受邀见证中英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的新加坡商人。
“不要在房产市场蓬勃时才进场，市场疲弱时就退场。”他称自己要做一名“全天候创业家”。
这样的理念帮了他，他最早在新加坡开发的价格10万新元的洋房，在政府改进了沟渠系统后，成为黄金地段，涨到了450万新元。而信和集团现在是香港主要地产发展商之一，居香港地产前四强，为香港恒生指数成分股之一。
富贵之后的黄廷芳却变得异常低调。他交代公司职员，即使迎面相遇，也不要跟他打招呼或问好。
一名前远东机构职员曾公开表示，黄廷芳很少主动与人打交道。他的办公室采用的是暗玻璃墙，大门常闭。
他害怕更多的人认识自己。他曾接受一家媒体访问，摄影记者在旁边拍照。保镖突然把相机抢过来，交还相机的条件是不得刊登照片，“否则采取法律行动”。
黄廷芳经常工作到深夜，然后到纽顿小贩中心吃碗两块钱的面。他不让自己照片出现在报章的原因之一是，担心吃面时不安全。他曾袒露心声，“人们一旦知道我是谁，知道我有钱，有人就可能会绑架我”。
他同时担心家人的安危。另一位长期观察黄氏家族的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称，“黄廷芳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绑架盛行，人人自危，更别说有钱人”。
有段时间，黄廷芳发现自己的车子后面总跟着一辆红色的小车。他立刻换了车子颜色。随后，跟踪其的红色车子也消失了。当地媒体称，之后他对红色有了恐惧感，由此更加厌恶人们知道他的长相。
现在新加坡被看作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黄廷芳去世至今已经两年，但谨小慎微的风格却仍牢牢刻在远东机构身上。南方周末记者多次联系，远东机构公关负责人说，“我们不能透露任何关于黄氏家族的信息，这是一贯做法。” 中国市场的诱惑
黄氏家族因
来源:
民告官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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